經濟,財務,統計學,數理科學與政治評論

談了這麼多先進國家的負利率貨幣政策，想做一些總結
 1.採用負利率貨幣政策的理由
   a.擔心經濟體發生通貨緊縮的情境

(預防與宣導) 
  感冒是一種病毒式的傳染，一旦感染可能致命，全球每年死於感冒者，遠比得到其他疾病死亡人數多許多，這陣子因為沒有在去年冬季前打感冒疫苗，因此不幸染上感冒，至今尚未痊癒。請大家記得每年都要打感冒疫苗，才可能比較有抗體，否則目前全球客運系統過於發達，可能非洲的病毒傳染到拉丁美洲，變種後再傳染到北美洲，爾後再傳入亞洲，亞洲此時遇到的病毒已經經過抗生素或是其他種的治療處理，或許會變成是最毒的，所以大家記得每年秋冬之際，還是要打流感疫苗，以避免感冒。
(正題)
  回頭談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德國有一個商人，叫做Silvio Gesell(葛賽爾，德文)，他首次提出負利率貨幣政策這個主張，主張要讓持有過多貨幣的人付多一點的稅賦(tax on money)，希望透過這樣的作法，讓大家多一點消費，不要因為勤儉的矛盾造成之後經濟持續不振，以及總體經濟環境進入通貨緊縮(deflation)的階段。

  負利率的貨幣政策重新得到大家的關注，主因在於Gregory Mankiw，目前是Harvard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而過往曾是小布希總統的經濟顧問，於西元2009年四月在New York Times的文章-It may be time for the Fed to go negative，建議當時的Fed主席Bernanke採用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希望透過針對銀行過剩的金融儲備(excess reserve)進行課稅，以鼓勵銀行的貸放與投資，當然當時並未被採用。值得一提的是，最近(2016/2/10)美國Fed主席J. Yellen女士在國會聽證時說明，確實在西元2010年時美國的央行曾經討論過將負利率這個貨幣政策工具列入實施的考慮，但是在內部卻出現非常多不同的聲音，最重要的觀點是銀行轉存給央行的準備金，是用來防止銀行面對流動性不足或是其他金融系統性風險時，所做的風險管理準備資金，央行有甚麼立場不但不給予利息，反倒還針對這項準備金進行課稅，這是違法且違憲的行為，因為央行有甚麼資格苛扣人民的資產?大不了這些銀行都不提列準備金給央行，為什麼還要被課稅?更何況，準備金的用意正是為了預防風險的發生，今天央行帶頭製造風險，亂苛扣銀行的資金，別忘記銀行的資金不是股東出資就是存款戶的錢，央行如果採用負利率的貨幣政策，需要考量到合法與否的問題，甚至可能發生銀行控告央行的情境，因此很多Fed委員會的成員都以為負利率的貨幣政策是萬萬不可行的舉措，也從未考慮將負利率的貨幣政策這個方法，列為Fed可以採行的工具。
  負利率的貨幣政策(negative interest rate)，期望達成的是國境內發行貨幣的實際有效利用率，透過消費跟投資的增長，產生出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以避免通貨緊縮的可能，但是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對於國境內金融機構可能面臨到的經營風險是罔顧的，因為這些金融機構轉存央行的資金都得不到報償，而且還需要被課稅，長期可能引發金融機構的倒閉風險與可能相關金融風險，其實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在實施負利率的貨幣政策時，北歐的瑞典導入電子支付的方式，期待國內實際貨幣發行量減少但國內金融機構可以透過電子支付所產生的交易成本讓銀行獲利，透過採用電子支付來彌補銀行因為轉存央行所面臨到的損失，這些都是在實施負利率貨幣政策時的相關配套。負利率政策的初衷來自於針對現金持有課稅的觀念(interest rate is a phenomenon of monetary policy)，因此採用負利率的方式，希望刺激消費與投資的增長，但卻可能造成亂消費與亂投資，最後出現總體經濟社會的損失而非利得，因為消費與投資其實還是需要取決於個人與企業的資產負債表，過高消費所引發的負債與錯誤投資所導致的經濟問題，只會使得個人與企業財務更形惡化，如此一來，不但未能透過負利率貨幣政策使得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預期提升，反倒可能更加強化未來通貨緊縮的預期。
  過往二十年之間，日本採用零利率貨幣政策，房地產價格與消費沒增加，其實都說明其通貨緊縮的預期被強化，當初日本的零利率政策最為人詬病的之處，就在於日本央行不肯放手讓房地產下跌，其實美國在西元2008年之後，房地產連跌四年，直到西元2012年的年中之後才開始止跌，在西元2012年時美國的房地產價格相對於最高點已經下跌超過一半以上，但今天(西元2016年)美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片蓬勃，房屋價格屢創新高。美國的QE不但沒有阻止金融市場與房地產市場進行適當的自我調整，而且還用各種政策鼓勵市場加速調整，因為調整後經濟體才能夠透過適當的市場機制，反映供給與需求背後所決定的真實價格，那是日本在二十多年前該做卻始終未做的事情，主因當然是在日本政府壓迫央行，透過不斷地量化寬鬆來保護原有資產擁有者，外加日本的市場始終不願意對外開放，日本上市企業的公司治理未達先進國家的水準，對於外人投資企業與金融市場的開放速度太慢，造成日本失落二十年。此時的日本，該進行的是社會財富重新分配與產業結構調整，而非竭盡所能保護原有資產者的利益，最終原來的資產仍因通貨緊縮而減損，但百姓的生活卻更加困難，日本的人力派遣與臨時工工作的大幅增加，都說明日本政府過往在經濟政策與市場力量的不作為，爾後在近幾年來終於開始注意到企業賺錢但薪資調升卻很緩慢的事實，希望藉著調整工資來產生通貨膨脹，只是日本政府增稅的對象是全民，而不是進行炒作房地產讓日本失落二十年的那些人，不論如何由日本的近況，其實說明或許薪資調升遠比負利率貨幣政策，對於通貨膨脹的預期影響更有效果。

  當美國開始實施貨幣寬鬆政策(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時，當初最讓人擔心的地方其實有兩點，第一點是美元是國際交易貨幣，美國Fed實施QE可能發生美元因在美國境內因為新產業尚未出現而找不到去處，因而出現美元貨幣外流的現象，如此一來貨幣寬鬆政策可能導致更多的美元外流，去海外尋找可以賺得更高報酬的投資標的，如此一來會使得美元相對於其他國家貨幣出現貶值的情況，這個論述的前提是其他國家在當時，尚有相關的投資與相關能夠產出更高報酬率的計畫，因此美元的外流對於美國是有利的，在過往西元2008年到2014年，因為中國大陸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與境內企業的大量生產，因此帶動新興國家特別是原物料出口國家的需求，連帶使得美元流出美國可以獲得較高的報酬率，因此當時美元是大幅度貶值的，而美國境內的美元數量並未因為美國Fed的QE政策而有所大量增加，也因此美國在當時很難產生如當初Fed所預期的較高通貨膨脹率(higher inflation rate is not seen between 2008-2014 in the US because of US dollar outflow)，同時美國央行的貨幣寬鬆政策，也不見得能夠帶動境內工業生產的增加，因為國外有較佳且較確定的報酬可獲取，美國企業就不太需要在美國境內做相關投資；第二點是美元數量的增加，即便是透過美國政府債務的同步增加為擔保，因美元是主要的國際交易貨幣，可能造成其他國家境內的貨幣升值與他國本地相對應貨幣數量的增加，最終使得各國出現通貨膨脹，使得各國必須面對匯率升值與利率調升的兩種抵換，其抵換端賴各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規模與相對應的金融政策，如此一來，因為各國的金融操作者在取得較多的貨幣數量，最容易獲取利潤的地方不是股市就是房地產，因此可能使得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受到較大的衝擊，最重要的是這些利潤最終回到美國時，並不是由全美國的人民共享，而是由當初能夠因為Fed的QEs而取得資源的企業主或是金融資產高的個人所獲得，近而造成美國境內更大的貧富差距(the Us QEs bring more wealth discrepancy to American people because those corporates or individuals who get the benefit from the US QEs are not the whole American people but a few)。關於這個部份的論述，大家可以參考此一Blog過往關於這些想法的觀點與推論，就能一窺究竟。當然近來美國已經開始一連串的調整，包含個人薪資的提升以及全職工作的增加，最重要的是美國開始討論全民健保(universal health care)，而非特定不同產業與階層的健保制度(a health care system depends on what industry or what sector you are working on)，這些都是美國近來在進行財富重分配的政治與經濟政策，目標當然是解決美國QEs的後遺症。
  負利率(negative interest rate)貨幣政策從西元2014-2016這些年以來，是歐洲各國與歐洲央行都非常著迷且徹底施行的貨幣政策，它的主要目標是在解決過往各國央行在貨幣政策上面，無法將名目利率降低到零以下的限制，因此產生出天然的門檻(barrier)，也使得貨幣政策受限於接近零利率的界限。而負利率的貨幣政策，真正的目標面對人們心理所以為的通貨緊縮(deflation)或是認定未來長期經濟可能處於通貨緊縮的預期(deflation expectation)，因此出現人們寧願窖藏現金在床底下而不願意花錢的情況。採用負利率政策期望的是人們能夠重拾消費與投資，讓經濟能夠增長，使得經濟回復到通貨膨脹的長期預期當中，如此一來廠商有錢賺，而廠商願意多雇用員工，員工再透過消費讓廠商有錢賺，透過這樣的循環來使得經濟有一個比較好的良性循環。只是負利率貨幣政策有很多無法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在一個非常開放的經濟體當中，人們可能持有的貨幣並非本國貨幣，而是其他預期會升值或是較能夠保值的貨幣，如此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可能就會有非常多的失誤與不可能彌補之處，因此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可能因為採用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後，造成資本外流(capital outflow)的情況，其實今天中國大陸的資本外流(這是中國的宣稱)，也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央行過度降息與降準備率的關係所導致，人們覺得所持有貨幣可能獲得的利得遠比其所需承擔的成本少，因此偏好不持有本國貨幣，也導致中國大陸在西元2015年減少掉上兆美元的外匯準備，因為境內的人民將人民幣都轉換成美元,日圓,歐元或是其他國家被以為可以保值的貨幣(其實不然!!)；另外讓貨幣流通速度增加，也可能引發惡性的通貨膨脹，因為貨幣的價值儲存功能可能受到損害，關於這點歐洲的一些國家，近來極力採用透過建構與強化人們運用電子交易系統進行相關貨幣交易，來降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臺灣本地的人壽保險公司，在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之後的幾年之間，有些公司拚著老命發展銀行保險的業務，而銀行保險其實主要賣的都是短天期的儲蓄養老保險，而今隨著美國金融風暴的過去，美元逐步走強，外資慢慢撤離臺灣，我們將見到這些保險公司必須要開始償還保戶短天期到期的本金與利息。可想而知的是，這些臺灣的保險公司將面臨到非常大的財務風險。
  美國在西元1980年代左右，當時美國的儲貸金融機構(Savings and Loan corporation, S & L)因為長期處於低利率的情境當中，拚著老命在市場上吸取資金，再將資金轉貸出去，賺取豐厚的利差利潤，但隨著美國通貨膨脹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美國的聯邦儲備Fed下定決心打擊通貨膨脹，將市場利率從很低的水準拉到雙位數利率水準，這些銀行當下自身的利潤收益都是長天期的，但自身需要支付的存款戶或是保戶的錢都是短天期的，外加短天期的市場利率大幅度攀升，於是這些金融機構都出現短期的流動性風險，紛紛跟央行的貼現窗口討救兵，甚至是跟同業屆美日高額利息的借款來支應自身的資金缺口；爾後因為美國央行為應付通貨膨脹，採用雙位數的利率水準，導致這些金融機構紛紛因為短天期的資金不足而出現黑字破產-亦即銀行的資產仍高於負債，但是因為無法因應短期的資金需求，而不得不宣布倒閉。

  在西元1997年時，因著東南亞金融風暴，因著俄羅斯的債券與盧布危機，財務工程的發展在美國是飽受質疑的，有的人在當時以為是美國的會計制度有問題，否則為何歐洲的避險基金都沒有問題，只有美國的LTCM出現這麼大的問題，其實歐洲不是沒有避險基金的問題，只是避險基金跟私募基金的屬性類似，過往根本無法可管，那是有錢人的金錢遊戲，即便賠光一般百姓也不覺得會怎樣，因此很少人注意。當然今日已經不同，這也是目前不少避險基金者將原來管理的基金關閉，並將資金還給原來投資人的原因，只管理自身的資產來降低監理與相關的事宜，原因就在於避險基金可能引起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議題已是眾人的焦點。爾後美國在西元2000年之後爆發Enron案，美國人還是以為只是會計制度出現漏洞，美國的調整方向是將自身的GAAP調整成比較類似IFRS，也將很多SPV所可能造成的財務操作議題透過會計準則的修正加以避免，當然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趨勢不盡然是對的方向，對的方向應該是盡量讓原來不公開透明的諸多金融交易公開化與檯面化，降低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但這點直到今天連美國都沒能做到。
  同樣地，在西元2011-2012年時，英國又發生的JPMC商銀的交易員LW差點搞垮自家公司的情況，JPMC的高階經理人玩弄VaR的數據，將原來需要承擔較高的信用VaR，透過人為的方式修改中間的參數，導致出現較低的VaR數據，如此一來特定交易部門才能夠得到較高的交易額度，只是避險基金們全都見獵心喜，因此造成JPMC商銀將近60億美元的損失。而英國的B銀行更因為從西元2002-2007年之間的Libor案而飽受爭議，英美的金融機構紛紛被罰款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罰款，由此更見到歐美這些號稱先進的金融市場，竟然仍有如此多金融交易與遊戲規則的不透明，其背後的資訊不對稱，讓人驚訝到無以復加。

  歐美金融機構的問題,或許跟亞洲金融機構的問題不盡相同,但是日本的金融機構展現出的問題,與台灣本地金融機構未來可能面臨到的問題卻可能是雷同的.首先,歐美金融機構的問題確實在於受限於Basel II與Basel III Accords中關於風險資產權重的加總議題,因為特定資產的風險係數特別低,因此這些金融機構就大量持有這些資產,但不巧在西元2008年與西元2010年的美國與歐洲所爆發的金融風暴危機,正是因為這些金融機構持有這些被Basel accords所定義的低風險係數(或風險權重,risk weight)資產所造成,美國發現很多被過往信評機構評議為高信用評等的CDO與CLO等組合是金融資產,最終信用評等都落入垃圾等級,同樣地,歐洲金融機構所持有較高利息的歐洲政府公債與歐洲企業債券,同樣面臨到信評被調降,以至於大家開始懷疑這些國家與企業的還款能力,這幾年在歐洲金融機構之間最流行的字詞叫做Falling angels,這些企業過往信評是高於BBB等級,而今都落於BBB等級之下的信用評等,因此歐洲這幾年的高收益市場總是熱鬧非凡,很多金融投資機構總愛喊這些Falling angels總會重新回到BBB以上的等級,目前看起來歐洲確實面對到的是結構性的金融議題,西歐與南歐諸國的稅率太低,以至於很多企業與個人所得大多不太需要繳稅,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又太過頭,以至於很多人都會質疑這些國家與相關企業的債券價值是否早已被哄抬太高,這樣的事情過往在2008年之間針對的對象是美國的MBS與CDO,CLO等金融商品,這就是金融機構因為必須遵行Basel Accords所產生的反效果,個人將其稱之為adverse regulatory arbitrage,因為套利的結果只是使得金融機構最終面臨到更大的流動性風險,這些被Basel II與Basel III accords以為風險權重或是風險係數低的金融資產,在面臨到全球或是地域性的金融危機時,總是能見到其價格變動的相關性高得驚人,因此強化了金融系統性的風險,但是如果持有比重高的風險權重高或是風險係數高的金融資產,反倒使得自身的風險變小,這也是很多美國的常春藤名校在西元2008年時持有大量的新興國家資產,結果其持有的金融資產價格最終因為與歐美成熟國家金融資產價格變動相關性低而得利的主因.

  巴賽爾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二十多年以前,西元1988年左右,瑞士與歐洲各國的金融機構,一直期望能夠讓美國歐洲跟日本等過往被視為先進國家的金融機構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風險管理衡量辦法,而那個辦法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的Basel Accord I(第一代巴賽爾協定).基本上,過往巴賽爾協定的成立,確實是因為日本在1990年代之後的經濟大蕭條所致,當時的日本金融機構透過政府的要求與過往的交叉持股,因此走向了合併之路,形成了幾個很大的金融機構,然而日本的衰敗情境並未因此得到緩解,但卻凸顯日本金融機構彼此之間交叉持股的嚴重問題,透過彼此之間的交叉持股,使得金融機構自身的準備資本大幅減少,但業務量卻並未同步減少,因此巴賽爾協定是歐洲金融機構聯合美國,制定相關金融機構信用風險的規範,將信用風險的衡量予以標準化,期待各先進國家的金融機構都能遵循此一準則,希望解決的正是日本金融機構透過交叉持股,與日本金融機構透過交叉持股使得自身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國際企業借貸交易上,所出現的不公平的借貸優勢;第一代的巴賽爾協定(Basel I)主要想凸顯的不外乎日本金融機構因交叉持股所可能產生較高的信用風險(credit risk),而第一代的巴賽爾協定當下確實的目標是期望日本的金融機構,因為自身比較高的信用風險,必須提高自身的資本準備,也藉此讓日本金融機構不會在國際企業的借貸市場上有過度的優勢,爾後第一代巴賽爾協定更進一步去制度關於市場風險(1993年左右)的相對規範,我們一般將其稱之為市場風險的補充,隨著英國霸菱公司在新加坡的分支出現了Lesson參與日本Nikkei 225指數期貨交易違約事件,主因就是前台與後台的風險管理失當的嚴重作業風險,以及日本金融機構而有交易員操控特定貴金屬金融市場的交易,這些都凸顯出金融機構的作業風險是很嚴重的,比如前台交易與後台控管不良所造成的作業風險,比如因為採用錯誤的評估模型所造成的策略風險(1998年LCTM事件)等等,因此在第二代的巴賽爾協定(Basel II)就特別針對作業風險提出一些規範與解決,甚至之後慢慢隨著金融機構的越來越國際化,以及很多歐美金融機構的相互競爭,慢慢很多金融研究者開始注意到關於作業風險,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有可能出現不可加總性的情況,所以開始討論如何產出一個比較好的整合性風險指標,來展現金融機構真正面臨到的各種財務風險,至此在2000年代後,財務風險管理這個學科就正式誕生.
  財務風險管理(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本來一直依附在投資銀行的相關業務中,討論的是投資銀行發行的特定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其相關的風險管理方法,投資銀行在過往是一個幫助企業IPO,幫助很多有潛在價值的企業個籌資與成長的金融機構,也因為如此,投資銀行在過往被視為是金融界的Indiana Jones,被以為是金融創新的領航者,隨著私募基金的出現與歐美金融環境的改變,歐美國家的百姓儲蓄率直直落,投資銀行不再能夠呼風喚雨,甚至出現造成金融環境系統性風險的元凶(比如Lehman Brothers投資銀行事件),因此它們紛紛將自己轉型為與商業銀行合併的金融控股公司(比如J.P. Morgan與Goldman Sachs等等),自此財務風險管理的範疇也從過往強調投資銀行的業務,演化與轉變成開始深化關於作業風險的衡量.很清楚地,我們見到了過往在Basel II accord中,信用風險是另外衡量的,爾後才與作業風險與市場風險做加總去計算RWA(Risk weighted assets),但是在Basel III之後,或許因為信用風險是這幾個風險中最受到Basel Accord的重視而看得比較清楚,因此在Basel III之後的RWA計算,市場風險與作業風險開始計算RWA,採用類似的觀念去計算.
  最重要的是Basel III提出了幾個很重要的想法,一個是短期金融機構流動性的準備(LCR),一個是金融機構必須透過Basel III accord的遵循去思考如何讓自身的資本準備能夠有自然對抗景氣循環的效果,一個是長期金融機構的資本流動性準備(NSFR),這些觀念相當程度上面展現了歐洲金融機構對於自身風險的想法,但是美國的金融監理機關卻以為這樣是不足的;美國的金融監理機關,因應自身金融機構將傳統上應該留在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上的banking book帳冊的證券化管理列為首要,西元2007-2008年間美國金融機構透過投資銀行或是類投資銀行的過度證券化事件,所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金融監理機關在未來希望避免的情境,因此美國的金融監理機關對於美國巨型銀行的作業風險(operational risk)越來越重視,也因此在作業風險的RWA計算上面有越來越多的要求.在西元2013年時,JPMorgan因為自身微調了自己的信用風險,因此使得自身的VaR值變小,而能進行更多流動性不高的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使得美國金融監理機關越來越重視這些金融機構的內部模型評量,也越來越注意到很多不同金融機構子部門的缺乏監理所出現問題,因此決心在作業風險的流程與評量上予以控管,要求美國越大的金融機構必須有越多的作業風險與信用風險的準備,因為歐美的長期低利化環境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特定資產的信用風險將因為標準化與被要求在特定金融交易所交易的要求下變得比較小,反觀金融機構自身的管理問題,將產生很大的作業風險問題,因此美國的金融監理機關,已經針對這些大型金融機構,要求當這些金融機構可能面對較高的作業風險時,應該有更多的資本準備才行.

   基本上美國與歐洲的金融機構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它們已經見識過房地產抵押債券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對於美國歐洲,以類似投資銀行概念的避險基金與私募基金的金融操作模式,其實有非常大的衝擊,過往美國與歐洲對於投資銀行的設限少,主要原因就在於投資銀行主要是負責參與流動性不高但未來獲利大的新興產業,為了扶植這些產業的發展,因此允許有錢人在政府管制少的前提之下,提前去投資與參與這些產業,而這些的發展方式一般被稱之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 financing);私募基金的投資絕大部分都可能是悲劇收場的,過往的評估每八個創投的案子能夠有兩到三個成功IPO就很感謝上蒼,而避險基金過往也並非穩賺不賠,它經常需要站在市場參與者的對立面,承擔大家都會害怕的風險,通常市場都會過度反應,因此避險基金大部分的時間都能化險為夷,而且不但扮演了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提供者,還進一步完備了金融市場上的投資標的,簡單的說,過往避險基金是金融市場中流動性比較不足金融投資的流動性供給者,而私募基金則是扮演新興產業創業投資的資金提供者,如今這兩個角色都在西元2007-2008年的金融風暴之後遭受質疑!
  最先質疑避險基金與私募基金角色的正是它的發源與濫觴地-英國與美國,這也是近來投資觀念轉變的主要原因,很多國家的投資者紛紛將金錢投入流動性更低但相對賣方能夠掌握比較多主控權的房地產市場,特別是豪宅市場,因此我們見到不論是英國倫敦,美國紐約,臺灣的臺北,香港,新加坡與中國的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豪宅市場,在有錢人的簇擁之下,其豪宅價格在五年間上漲了超過兩倍到三倍以上,因為這些人都不願意多投入資金在股市當中,因此尋找另類的投資標的,希望透過鎖定價格的變動與掌握比較好的地點與環境優勢,替自己財富進行保值的動作!
  這樣的舉動,連帶影響到原來本該活絡的股票市場,因此這些人的投資組合從原來的股票債券外加一點點的地產另類投資,變成了以地產與債券為主的投資概念,相當程度上面也大幅度影響到股票價格的變動與新興產業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連帶影響到了產業的就業,這也是Mr.Bernanke很疑惑為何在強力的貨幣政策之下,美國的就業增長不如預期,原因就在於高資產投資者將大部分的資金投入於另類投資跟債市當中,連帶影響到了股市與產業的發展,這在全球這五六年以來,可謂是目前投資概念的風潮;大家都這麼作,大家都預期美元終究還是必須走弱,因此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是所有人當中復甦最慢的,離西元2008年的高點來看,美國的房地產指數上漲只有從最高點算來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相對上亞洲與英國都已經是衝破高點甚至是兩倍與三倍的價格,但豪宅上漲不代表平民百姓的公寓與住宅上漲,而美國大眾平民的房地產價格是下跌最大的,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房地產指數無法大幅上漲的原因,而這也是我們的財政部長以為臺灣除了豪宅之外的其他地產價格都已經接近泡沫化的可能,其實他不敢說的真相是連臺北市的非豪宅地產價格,都已經接近或是早已是泡沫,因為臺北市的空屋率距估計已經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大家在臺北市買房的原因早已是為了投資與投機!!

  J.P.Morgan-Chase在2012年的London-Whale事件,導致了去年2012年三四月時,J.P.Morgan-Chase自行宣稱虧損超過美元30億左右,在美國近來(2013年3月)的國會報告中顯示,當時JPMC自身預估最多損失的金額是60億美元(USD 6 billions),而最後的結果似乎也是如此的,這被視為是從2008年之後最嚴重的金融交易事件,而事件的導火線與相關,最近(2013年3月)也在美國的參議院聽證會當中重新被檢視了一次,還記得去年的此時,我正在忙著介紹美國摩根大通商業銀行(J.P. Morgan-Chase,JPMC)最引以為傲的風險管理工具-風險值(Value-at-Risk,VaR),而當時曾經在這個部落格裡談到,JPMC的先賢們,其實是美國財務風險管理的濫觴,以每天能夠計算出自身金融機構的VaR值並進行管理為榮!!
  談JPMC,我必須多加一個Chase的原因是,美國人很強調的,目前的摩根大通商業銀行(J.P.Morgan-Chase)已經不再是一家投資銀行,而是一個加入美國銀行保險FDIC協會的商業銀行成員,它必須接受美國U.S.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的管理,它必須繳交保險費給FDIC以保障自身存款戶的存款,而其資金來源大部分都是來自於美國自身銀行存款戶的錢,因此不再能夠如同過往投資銀行般,任意去探索金融市場或是想辦法去賺風險高但不確定性大的錢,最重要的是它的主要交易對象應該是一般的企業與一般大眾,而不是特定的金融機構與避險基金!!這也是為何近來美國越來越倡議這些大型銀行的股東,所需承擔的公司資本最好是百分之二十以上,而不是現今大約只有百分之五到八左右,否則真的是所謂的debt overhang了,公司賺錢時,股東氛很多現金股利走,不賺錢時,股東好像持有一個Put,將公司Put給債權人就好,這像話嗎??!!這也是目前JPMC與GS被美國央行Fed強力檢視的原因,因其股東的出資比例太少了,一但出事情,一定是債權人遭殃的,這裡包含了存戶與公司發行的債券,過往美國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在這些銀行的遊說之下,採用的又是內部法的自我評估,而非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法,如此更可能造成銀行端的資本準備不足,因為很多金融商品的會計處理與記帳都是可以調整的!!